冯兆东（2016-06-17）

 

 

一、前言

 

我写过两篇关于SCI的科学网博文：SCI科研论文的正面效果（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200905-852514.html)和SCI问题再议（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200905-854022.html ）。在文中，我认可了“被批评”的SCI弊端，但我的博文主线是“提倡ＳＣＩ对中国科学进步有好处”。

 

 

为了改正已经暴露出来的诸多SCI弊端，IF（影响因子）早已被认真地引入到评估体系。可是，IF也正在被深刻地批评着（见赵美娣的科学网博文：给影响因子热泼点凉水（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984840.html）和刘立的科学网博文：“优先权高于影响因子”象限论（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1079-984752.html）)。

 

 

我一直推崇“同行评议”，但我的推崇也正经受着严肃认真的批判（见高友鹤的科学网博文：同行评审后发表是对创新的桎梏（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44733-983071.html)和杨正瓴的科学网博文：伟大的进步：绕过同行评议（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7667-984972.html))。

 

 

自然啦，我也没少听“不进行有效及时的行政监督，学界会更乱”的说法。目前急功近利的“行政监督”似乎被我们大部分学人认为是不好的。去年（2015）院士争夺过程伊始，科学网上有人说，争得院士的必要条件之一便是有一篇Nature或Science的文章。一篇‘Nature或Science文章’半定乾坤也不是没有问题吆。去年屠呦呦获得了中国人的第一块真正的诺贝尔奖牌，有人嚷嚷道：看来中国的科学还得靠“三无”科学家了（无博士学位，无院士头衔，无留学经历）。

 

 

以上争论无疑都是有道理可讲的。但又一定不是没有其它道理可以用以反驳的。我这里谈谈我自己的“正想与反想”。

 

 

 

 

二、学术评估问题

 

先说行政监督。目前急功近利的“行政监督”似乎被我们大部分学人认为是不好的。网上和报上常常正式地和非正式地揭露我国“行政对科学干预的过多”所产生的弊端，例如行政监督引产了一大批“很会填报表”和“很会通关系”的“职业科学经纪人”；还如，从大学校长到系主任，大家都在用“夸大其词”的办法突出自己的政绩以“骗取”更多的资源。可是，在管理体系变得更合理之前，“不进行有效及时的行政监督，学界会更乱”的说法还是很有市场的。

 

 

 

再说同行评议。同行评议的目的是：让那些行家帮着做个判断（为一份杂志，为一个基金组织，等等）。前提一定的是：同行是行家的，同行是公正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愿意相信，同行评议总比“行政监督”来得更合理也来得更公平。但是，同行评议也不是没有问题。据说（杨正瓴的科学网博文：伟大的进步：绕过同行评议），丁肇中说过：“科学是多数服从少数，只有少数人把多数人的观念推翻以后，科学才能向前发展。因此，专家评审并不是绝对有用的。因为专家评审依靠现有的知识，而科学的进展是推翻现有的知识。”。那如何是好呢？完全交给行政，似乎真的不行。交给同行，似乎也确实有潜在的问题。但是，我们总不能靠“观察”学者的面相去预判学者或“祈求”上帝替我们做判断吧！

 

 

 

再说SCI和IF（影响因子）。科学真的需要国际化。这里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写博士论文和科学论文的前言里都需要总结和归纳“你所涉足领域的国际前沿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全世界有不少人都在做类似的或相关的研究，你首先得理解前人（中国人和外国人）已做好的铺垫和前人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吧。但是，正如YFTan发表在科学网的“怎样（负面）评价SCI科研论文”（2014-12-19）一文所说，被神器化后，SCI导引了一系列的不合理，甚至将中国科学引向“科举”：人们为了“升官发财”而ＳＣＩ。

 

 

 

中国ＳＣＩ盛行的另一后果是“滥竽充数”的ＳＣＩ杂志盯上了中国的SCI出版费。后来呢，ＩＦ（影响因子）的被引入似乎有效地遏制了“烂ＳＣＩ”问题。但是，ＩＦ似乎也被“滥用”了。几乎所有的学人每时每刻在谈论ＩＦ，却是没有人谈论他（她）自己认为的有趣科学发现或进展。原因很简单：监督部门看重IF，它（IF）与奖金、升职、甚至争夺院士都挂起钩来啦。客观地讲来，一个最为有效的争论是：ＩＦ是那本杂志的ＩＦ，并非你的那篇文章的ＩＦ。但是，学者们的假定一定是IF高的杂志的审稿标准和接受标准都高些，事实也确实如此。至于“不少‘低IF的文章’后来被证明比大多‘高IF的文章’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这一事实确实给了我们难堪。但是，我们总不能靠“观察”学者的面相去预判学者或“祈求”上帝替我们做判断吧！

 

 

 

再说Nature和Science。再次，科学网上有人说，争得院士的必要条件之一便是有一篇Nature或Science的文章。我曾在我任职的德州一所大学（算是一间二流大学吧）地质系做过“Search Comittee”的Chair。一个助理教授职位的申请者中的三位有Nature和/Science发表的经历。其中一人竟然有3篇Nature和/Science的文章，但是他仍然落选了，因为他的学术经历和知识结构并不是那个地质系所需要的。这一经历导致了我对“一篇Nature或Science文章半定乾坤”有点不认同。但是，我又是被“追求Nature或Science发表”洗礼过的。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后时见证到，那里的学者把发表Nature或Science文章作为他们的“攀比”指标。我的科学偶像Wallace Broecker一生竟然发表了多达50多篇的Nature或Science文章（包括合作的）。虽然Nature或Science被认为是“Old Boy Club”（可以翻译为：既得利益团体的俱乐部），虽然它们的很多文章也被证明是Nonsense（胡说八道），但它们的学术信誉却是被长期地和广泛地认可的。他们的文章（特别是述评文章）一直起着引领学术方向的作用，它们的审稿和接受标准都很高。我的结论是：没有必要为了一篇或两篇‘Nature或Science文章’去伤透了学者的心或管理层的心（你们也无需过分吹吹打打），但中国真的是到了辈出“引领科学方向”的国际学术领袖的时候了：出现一批在某个领域“引领风骚地”在Nature或Science不断发表文章的学者。

 

 

 

小结：鼓励SCI，引进IF，提倡Nature和Science发表都是具有长远意义的合理政策，我们无需批评。我们需要批评的是“过分化”和“简单化”。

 

 

 

 

三、美国的一流、二流、三流大学分类运行模式似乎可以诊治上述的“正想与反想”

 

科学研究的评估是一个难题。不过，只要一个国家的宏观-中观-微观战略的部署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具合理性，社会需求会用竞争的办法给不同级别和不同定向的学术机构“赛出”符合实际的和合理的评估体系的。我这里引用一些美国大学的例子，以说明“既给突破型学者给足自由空间，又能督促其他学者勤奋工作的办法”还是有的。

 

 

浙江大学特聘讲座教授（美国杜兰大学讲座教授）李志文“牛哄哄地”认为，中国发展一流大学最难的一步：从封闭型三流大学管理模式跳出来。以下的内容摘自李志文的文章《一位华人学者眼中的中外大学》。

 

【三流大学，应该是像美国的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Kansas State University。这些大学有一个共同特性：都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是外行官员管内行学术专家，就是咱们所说的『红管专、外行管内行』。这些外行官员都要找一些『客观标准』来做管理依据，就自然地数字挂帅了。在美国这些大学都是资源较少的州立大学。天下英才有限，到了这些学校，能分到的人才，就微不足道了，数字管理，简单明瞭，成本低廉。用SCI数目来管教授，就如同用考试来管学生，没有太多的实质效果，但管总比不管好。

 

二流大学，应该是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University of Florida，University of Kansas这一类的大学。这些大学由于资源、地缘、历史因素，没法子与一流大学较短长。一流大学的少壮副教授通常是二流大学争聘讲座教授的目标。三流大学与二流大学之间的交流相对少多了。

 

在顶级大学，谈文章的篇数，是粗俗的行为，会被大家取笑。在那种学校，著作等身、大气磅礴是理所当然。在一流大学，学者们梦昧以求『这辈子』能有『一、两篇』传世之作。但是这个梦是深藏心底，不能公开说的。在二流大学，是公开的说：『想当教授，就得有一、两个全垒打』。二流学校公开招聘讲座教授的时候，基本上看的是品质，不是数量。但是在提升的时候，基本上看的是数量，不是品质。二流大学资源有限，那能养得起这么多神仙（能人）？只要你还努力并听话，时间熬够了，也就能当教授了。

 

在顶级大学，教授几乎人人有个讲座头衔（endowed chair），这些老爷都是千辛万苦挖过来的。校长的任务不是『管』这些人，而是哄着他们，赔着笑脸，防着他们与别人谈恋爱。校长更重要的任务，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知道各专业领域的动向，聘请能领导未来20年学术方向的大师。那怎么『管』这些老爷呢？别担心，这些人好管极了。只要你的学校有足够的大师（顶级大学当然是大师如云），他们互相把对方管得贼紧。老子好不容易混到这个江湖名声，我们中间如果出了一个假货，别人对我们的本事产生怀疑，我的数十年修行，岂不被糟蹋了？

 

有效的市场机能一定要有优生劣败的竞争淘汰机制。美国二流大学以上，都有严格的淘汰机制，就是长聘制度（tenure system）。顶级大学的长聘制度可以说是冷酷无情、惨不忍睹。长聘制度原来是保障教授的言论自由的，经过两百年的演变，成为美国学术最重要的『净化剂』。长聘制度是让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列入长聘教授的候选人，称为长聘岗（tenure track），成为严格考核与培养的对象。这个考核期，在顶级大学是九年，通过了就是正教授（注：在一流与二流大学，通常是六年，通过后就是长聘副教授）。】

 

 

结语：给所有大学以合理的办学空间和足够的办学自由，学校的发展才可能与社会需求紧密地结合。给大学校长以足够的办学自由，让他（她）把学校办出特色来，办出优势来，办出风格来。这样一来，不同的学校就自然而然地服务于社会的不同需求，整个社会就会得到全方位的“高等教育服务”，那样的社会一定是很有活力的。这样一来呢，清华、北大等就有望朝着“国际一流大学”去奔，另外一些比较好的985院校就有望朝着“国际二流大学”去奔，办成和管好更多的“国际三流大学”的任务也不轻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