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年轻的研究员当着德国研究监察专员（German Research Ombudsman）*的面向他的两位前任导师抱怨道：“为什么你们不同意发表我的研究结果？”。这位年轻的研究员需要我们的支持去解决争论。他的实验数据很合理全面，可以发表在一个影响因子比较低的期刊上，而他的导师想得到更加完美的数据，从而在影响因子很高的期刊上发表。这意味着要延缓年轻研究员的科研进程，但年轻的研究员很需要发表论文以便迈入职业生涯的下一步。故意延缓他人研究进展是一种科学的不端行为，而且事实上，发表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结果是必须的。

与上文相似的争论有时也会涉及到文章作者的问题，如：作者的顺序、谁应该是通讯作者、谁不能被署名在作者之列、谁能够发表实验结果。通常这些质疑都是一些在实验结果发表之前就已经离开原机构的年轻研究员提出来的。这类问题应该属于我们日常监察员的工作范畴。这些问题的产生与我们越来越注重以论文作为衡量研究者的能力和成果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曾处理过的更为严重的冲突还包括各种科学研究不端行为，比如虚构实验结果、伪造数据、片面选取理想的结果、盗窃他人创意、抄袭和故意破坏实验数据等。

Angewandte Chemie（《德国应用化学》）预期今年将接受超过10000篇文章。这不仅是因为AngewandteChemie开始面向更广泛的领域和鼓励多学科交叉，同时也因为Angewandte Chemie拥有很高的影响因子使得研究人员希望尽可能多地在上面发表文章。如今，科学家们总是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h指数，因为拥有高被引次数的论文能够帮助增加研究经费和薪水，还能推动研究事业的发展。

名誉作者

随着争相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竞争急剧增大，我们发现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一篇文章的作者一般为2-3个，通常是完成实验工作的博士生、导师，或许还有博士后。但随着Angewandte Chemie的影响因子不断提高，文章的作者人数也呈现线性增加（通常5个或者更多，有时甚至达到10个）。这是一个巧合吗？这种趋势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为了进行跨领域的研究而需要更大的研究团队，或者为了进行高科技的实验需要更复杂的研究设置。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因为存在名誉作者。

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年轻的研究员觉得有必要在文章中加上机构领导者的名字，可能是出于尊重，可能是期待其影响力能为自己加分，又或者是因为担心文章发表后会有不好的反响。期刊应对这种情形的办法是要求出示所有署名作者的声明，但是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有的机构的领导甚至会要求把自己的或某些人的名字加在作者之列，以提高自己或某些人的高水平论文发表数量。

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这些作者都已经违反了“新加坡科研诚信声明（SingaporeStatement of Research Integrity）”中第1段和第6段的要求，该声明是2010年7月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二次科研诚信世界大会（the 2nd World Conference on ResearchIntegrity）中发布的，学术界将其作为负责任研究行为的指南性文件。声明中提到了如下内容：

Integrity: Researchersshoul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trustworthiness of their research.Authorship: Researchers shoul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all publications, funding applications, reports, and other representations oftheir research. Lists of authors should include all those and only those whomeet applicable authorship criteria.

抄袭

抄袭的情况经常发生在刚开始写文章的学生身上，大学老师应该在一开始就讲清楚这是一种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是一些缺乏创造力的人在进行剽窃。在德国，当四位知名政要（包括研究部长）因为抄袭被取消博士学位时，媒体对此曾有过激烈的讨论。科学家们总不难发现他们的文章内容出现在了别人的论文中，有时甚至并不符合语境，也没有引用标记。更恶劣的是，一些审稿人在评审时会剽窃别人的观点和建议，或者故意给出负面评论来压制有竞争关系的研究者。

作假

不断增加的科研压力也催生了最恶劣的学术不端行为：作假。这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出现过一个备受媒体关注的惊人案例——WilliamSummerlin，他对外宣布自己成功的将小黑鼠的皮毛移植到了与其基因无关的小白鼠上。后经证实他只是用黑色马克笔给小白鼠的皮毛染了色。他将动机归因于自己处于极大的压力下，迫切地想得出惊人的研究结果。在社会心理学家Stroebe、Postmes和Spears对40个国际著名的作假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7位科学家是年少即富有盛名，并被视为很有前途的明日之星，他们因此特别渴望成功以至于不择手段。这些社会心理学家引用的一些调查结果发现，大约1%-2%的论文有作假成分。评审者甚至是共著者之所以没有发现这些作假行为可能是因为一般情况下他们只关注文章本身而没有考虑到数据的真实性。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怎么做才能减缓与日俱增的压力呢？许多科学家都呼吁不要再用文献计量数据来评估科学家，事实上，这种考核标准已经在一些领域如生命科学等产生了一定的危害。在英国，预算拨款需要定期评估，因此许多大学开始优先考虑实验室基础研究，因为这些研究结果可以发表在非常高的影响因子的期刊上。这就对临床研究带来了巨大损害，这绝对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h指数已经改变了科学家们的生活，这是很令人担忧的。许多调查结果显示，公共政策与管理部门需要寻找一个简单的公式作为衡量标准去缓解文献计量评估压力。鉴于此，一群编辑和学术期刊的出版商在2012年12月旧金山的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年会(ASCB)上提出了一套建议，即：研究评估《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Research Assessment）。他们指出：“科学研究的成果是多方面的，包括报告新知识、数据、数据、试剂或软件的科研文章；知识产权；训练有素的年轻科学家”。他们用三页多的内容给出了关于如何更好地评估科学系统的详细建议。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更公平的衡量系统也有助于减少学术不端行为。不过最理想的方法还是给政治家们施压让他们能更好的平衡大学与研究机构的财政分配，不过鉴于目前持续性的全球经济危机，这是很难实现的。不过这是使作假诱惑最小化和重新找回研究乐趣的最简单的方法。

良好的科学实践不仅仅是一群人中大多数人的道德要求，它应该是全世界科学领域的一种健全而基础的道德标准。我们需要能够信任和依赖彼此，并以此作为对社会的一份关爱与责任。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加希望我们能给学生们传授良好的科学实践的意识，帮助他们树立自信。一些年轻的科学家可能认为他们必须取得某些成绩才能达到导师的期待，实际上他们更应该在研究的各个方面学会诚信和责任，坚守专业承诺，在工作以及与他人的交往中始终秉承公平的信念。这应该是我们所有人在研究过程中的基本原则。

*德国研究监察专员是由三个独立的科学家组成的一个调查机构，它是在1997年德国研究委员会的一个国际委员会的建议下由德国科学基金揭牌成立的，此后作为德国重大科学作假案例的调查机构。